张艺谋接受《人物》杂志专访。

　　《人物》6月25日报道 近日，张艺谋接受了《人物》杂志的专访，除了和张艺谋畅聊，《人物》杂志还采访了张艺谋的大学同学、多年好友、工作伙伴和“谋女郎”等18个人，试图还原张艺谋的极度紧张型人格的养成，这一品性如何扎扎实实地转换为创作上的优点与缺陷。让读者可以从他和他的思维方式中学到很多，也可以同时了解到当代电影市场的演变、商业大潮对第五代导演的裹挟，以及张艺谋如何因应这些变化。以下为原文节选：

　　1.和张伟平“彼此豢养”

　　自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至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张艺谋导演的11部电影作品，全部由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投资拍摄，两人认识25年，合作16年，业内习惯称黄金搭档，一些评论认为，张伟平帮助张艺谋走上商业之路。

　　张艺谋身边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张伟平“强烈的赢利需求”——比如《三枪》选小沈阳(微博)，《黄金甲》选周杰伦——即便张艺谋很不开心，但还是会接受。

　　“你说他这么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一个导演都被推到这个份儿上？”编剧顾小白想不明白。2011年前后，他和张艺谋合作《山楂树之恋》(电视剧版 电影版)与《金陵十三钗》时感觉二张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导演“内心最想表达的那些东西，在时刻撕扯着”。

　　朋友不止一次劝说张艺谋澄清事实，他选择缄默。但在私下，他告诉大家，觉得“澄不清，说什么都白搭”， 合作伙伴的分裂，只会被说成“狗咬狗一嘴毛的活该”，两个人的事把路人拉来做解释，“很伤自尊心”。

　　张艺谋工作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张艺谋并没有及时地拿到片酬，时隔数年，在《三枪》之后，新画面才一块补上前面5部电影的片酬。而最后《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张艺谋至今未拿到一分钱，现在更不可能了。张艺谋在离开新画面又未签约乐视的时候，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困难，借钱维持工作室的运营，甚至到了向助手庞丽薇借70万的程度。

　　在《张艺谋的作业》的作者方希看来，整件事情“太奇葩了”，张艺谋的隐忍、退让以及不喜欢撕破脸的性格，铸就了和张伟平“彼此豢养”的关系，错误是双方的，“（他）不喜欢拿这些事去干扰自己，而且是害怕这些事情会干扰自己。” 所以，“往往能忍人之不能忍”。

　　方希曾给张艺谋做过一份PDP测试（Professional DynaMetric Programs，事业优势诊断系统），这是由美国人研发以帮助企业了解员工性格的行为分析。“测试报告专家就跟我讲说，做了这么多份，像这个人，这么奇葩的东西，我仅见一两例。”

　　张艺谋没有强烈的性格倾向，各项数值比较均衡，“他是一个比较像变色龙的老虎。”——PDP将人类的行为风格大致分为5种动物：艺术家通常是猫头鹰，关注细节，完美主义；孔雀型看重他人的赞美，控制欲极强；考拉型平易近人，敦厚可靠。——张艺谋既是“老虎”又是“变色龙”，兼有领导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本领。

　　和张艺谋一起分析PDP行为测试结果时，当方希讲到“强孔雀型”善于“综合控制”，而老虎型最受不了“在不断的被动和妥协中推进，以及他不能接受一些事情的完全失控”，张艺谋突然情绪激动，他的目光转到一旁的文学策划周晓枫，“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话”，大意是，“确实我和强孔雀合作的话，觉得特别痛苦。”

　　“因为实际上我所说的虽然都是分析他的报告，但在这个部分，他脑中反映的都是他和张伟平之间的关系。”在方希印象中，特别痛苦——这种极端化的表达也是第一次从张艺谋口里听到。然而，即便如此，张艺谋也不点明他口中的“强孔雀”是谁。

　　2.把自己磕死

　　参加完5月举行的戛纳电影节，张艺谋的《归来》之旅结束了，不在片场的日子里，他通常待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工作室，从中午持续到凌晨2点，工作“分秒不休”。

　　张艺谋以倒计时的心态工作，拒绝一切电影之外的东西：社交、应酬、休假、旅行。晚上回家继续看碟，有时候一口气看10张，凌晨5点睡，上午10点起床继续。

　　在方希眼中，张艺谋永远是“一直在死磕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磕死”。

　　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抱怨，跟张艺谋干活，相当于接受某种程度的劳动教养。锻炼之后面对两种结果：“或什么苦都能吃，举重若轻；或因工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张艺谋爱开会，眉飞色舞，神采奕奕，激情澎湃，手舞足蹈。方希曾亲眼见过一位知名剧作家“已经没法反应了，因为消耗得太多了”。

　　王斌是张艺谋早期电影的文学策划，合作过《活着》等电影。王斌记得，那时候常听到巩俐站在楼道里扯着嗓子喊：“各位‘经理’，开始运动喽！”会议经常开到凌晨3点，大家困得都睡了，“艺谋对这一切仿佛视而不见，继续逮着还在那儿硬挺着的葛优和我神侃。”葛优扛不住了，躲进角落，把剧本往脸上一盖，背面写着两个字：“活着”。

　　《活着》有大量的皮影戏，夜戏很多，严冬12月份，有一天，天快亮的时候，整个剧组一二百号人全都睡着了，巩俐裹着军大衣也睡了。“艺谋还想干，可是大家都干不动了。艺谋只好像条狼一样的，一个人很孤独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编剧芦苇说。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是张艺谋的大学同学，认识36年，是非常交心的好朋友。他印象中，张艺谋时常“把编剧给弄跑了，那真是好多编剧。N多编剧，N多副导演，最后熬得呀，说导演，我们不干了，我们不行了。”

　　《山楂树之恋》的男主角窦骁(微博)接受《人物》的电话采访，他记得当年“所有的戏都是20遍起”。有一场戏，静秋到医院问老三是不是得病了——实拍92遍，不加提前练习的20遍，总共演了112遍，从上午11点拍到了下午6点，“最后真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边在交代什么词儿，我说的词儿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超生，认了

　　《归来》对张艺谋而言是一次“自我回归”，然而是非接踵，拍摄时，媒体曝光了超生事件。2013年年底，张艺谋选择公开道歉，并很快缴清了740多万的超生罚款。

　　“他是属于这事我认了，我就是这个性，我就是这么一个做法。”录音师陶经对记者说，“那种西北汉子，一定要硬。”作为张艺谋的大学同学，他们一起经历了“彼此穿什么裤衩都知道”的1980年代的大学生活，之后，他长期担任张艺谋电影的录音师。他对《人物》说，“从未见过眼角有泪的张艺谋。”

　　唯一一次见到导演“恍惚”是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是跟巩俐分手的时候，我只是感觉他很疲劳……就是我们已经很敏感的，到最后就是感觉他跟巩俐要分手，所以最后一天就是跟我说，巩俐的台词是不是补录全部完了？我说没有什么补录。他说你再查一下。我再查一下，说，真的没有什么可录的，已经补完了，用了两个小时。他说，我现在跟哥儿几个说一个事，完了就是说跟巩俐分手的这个事。第二天就见报了。”

　　4.觉得奥运会弄砸了

　　北京奥运会后，2009年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遭到的不仅是批评，更是“难堪”。张艺谋心情很不好，方希帮他分析这个事儿，你做了一个奥运会开幕式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说，好，我们已经吃了一顿满汉全席了，然后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但你弄一拍黄瓜就上来，人民不答应啊，你觉得别人有错吗？

　　“啪”，张艺谋拍了桌子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涨红了脸，情绪激动，连骂了两句脏口。

　　“我告诉你，我当时拍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它弄砸了，我没觉得它是个多了不起的事。你们觉得了不起，那是你们的事，对于我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我觉得它弄砸了。”

　　这是方希见到张艺谋第一次情绪如此激动，还骂了脏口，“但他在10秒钟之内就迅速控制了自己”。

　　然后张艺谋对她讲：击缶结束，儿歌，接下来红旗入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黄着一张脸：“导演，你赶紧跟电视转播的人要求一下，电视很难看，拍出来不行！”“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所有努力，那么多人的艰苦训练，付诸东流。接下来3个小时的表演，我必须坚守指挥台，还要留意各方传来的信息，” 张艺谋回忆，“我沮丧极了。”

　　张艺谋至今没看过国内转播的开幕式：“主要是我自己的恐慌，阴影太重，我不忍看了，只要大家说都不错，这一篇就赶紧翻过去了。”

　　世俗的权力和名望也并未给他提供一种真实的安全感，“国师”这个称号不喜欢——“这个词招人恨啊。”他曾对方希说：“我真没想过自己成了个什么‘国师’，好像就真了不起了。都没有。我只觉得，阿弥陀佛，没弄砸。”

　　5.习惯性恐慌

　　“恐慌”是张艺谋人生的关键词，若是忽略这些，就无法完全理解他。“从他个人的经历上来讲，他永远是个边缘人。”方希说，哪怕现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江湖地位，但并不会因此而觉得安全，恰恰如此，他特别不安全。”

　　张艺谋的爷爷是老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员，按昔日的政治标准，他的家庭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张艺谋从小被人叫“黑五类”、“狗崽子”。

　　在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时，工厂通知“党团员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留下来，其他人可以走了”，全车间800人，只有张艺谋一个人得走。后来通知的次数多了，就直接喊：“张艺谋，你可以走了。”到最后每到通知开会张艺谋就自觉拿起饭盒走人。

　　上大学时，张艺谋比同届同学大了差不多10岁，由于是非正式招考生，学校里时常贴着声讨张艺谋的大字报，“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踢出去的人”。

　　张艺谋曾说：“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这也是我压抑的原因。”

　　做一个有用的人——张艺谋发下宏愿，人有了用，才有空隙生存，别人挤不走你。在《张艺谋的作业》中，张艺谋曾有这样的表述：“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张艺谋突然声音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张艺谋是特别注意他的价值的，哪怕最开始为了自保做一个工具，那也是个价值。一个停下来的导演是没有价值的。”方希说。

　　6.瞎跑

　　方希曾问张艺谋，“有没有想过哪一天可以把脚步放缓，甚至站住，看看，想想。”张艺谋说，“没有，我不能，我现在没法想象，就是我脑子里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他解释，他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不懂得享受。回想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另外，“我多少次都是抓住头发丝那么细的机会才到今天，我怎么敢浪费这个时间？不敢。”

　　方希慢悠悠地说：“我想起张艺谋，老想到他在一个公路上奔跑的场景，在一条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个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个繁华的街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围总是有很多的喧嚣，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离开，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鸡蛋，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沉默了几分钟：“他就在跑，一直没命地跑，包括周围说，停下来吧，你他妈老跑，傻X不傻X啊，或者说，停下来吧，也许你会跑得更好。他听不见，他听不见。”

　　“这个痛苦在哪儿呢？你的这种奔跑，不意味着你无限接近佳作，你跑得越快，可能越背道而驰。但是，他奔跑的姿势和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像我这样的看客会说，首先我很钦佩这样的态度和坚持，其次，我认为就是瞎跑，现在又开始瞎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