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间小得不能再小了，五六个人就足够塞满了每个缝隙，没有窗户，空气纹丝不动。3月1日，三大门户网站同步推出崔永元赴美国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截至3月8日，该条相关微博收到两万条赞，转发两万，评论过万，随后崔永元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追问农业部关于“转基因农作物泛滥种植”的提案更像是激起千层浪……此刻崔永元坐在这个小房间，以被簇拥的恣态面向房门。位于奥体中心某座公寓的这间茶馆，名不经传到一个客人都没有，身边的朋友每三五分钟就笑成一团，只有助手的手机不断响起，各种采访的请求此起彼伏时，短暂的沉默才提醒众人，这间位于奥体中心的茶馆包间只是一叶暂时远离汪洋大海的扁舟。

　　中等个头，51岁的崔永元像是两个分身，一个作为那个被大众所熟知的国民主持人，年年月月陪伴在电视屏幕里，温和谦逊，是邻家大叔；另外一个相当陌生，当他自这一年浮出水面，时时和大众不那么熟悉的“转基因”这样的科普词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呈现出似乎不同的形态：高调、坚决、犀利。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方舟子声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对此，崔永元回应：转基因食品，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随后崔和方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关于转基因的论战。

　　崔永元的关于转基因的评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嘲笑。有人说他“科盲”、“文傻”，一篇财经网的专栏文章《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流传甚广，“崔没有能成功证明转基因‘危害’。他只是证明了一个聪明人在采用了错误方法论后，能够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多远。只是证明了当你的目标是北方，你向南出发能走多远？”

　　在这些人眼里，崔永元是一个完全不懂得科学体系的落伍者，一个挑战大风车的堂吉诃德。

　　这些争论使人不由得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的3月16日早晨，崔永元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崔永元曾经在自传《不过如此》当中讲过这段经历，“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对于形象的攻击只是一方面，“人身攻击小意思。我们当主持人的时候，网络没有这么发达，都是写信。写信写难听话的多得很，最早是我们的编导不让我看，他们先看一遍，专拣好的给我看。后来慢慢地就让我看，后来就我自己拆。天天什么都会看到，看到就会生气。”

　　崔永元有个大学同学叫时间。崔永元18岁时就开始失眠，第二日上午的课往往也上不了。而时间一般上午的课也不出现，于是，他们便常在公共洗漱间里相遇。巧的是，二人的家也都在部队大院,久而久之，便有了互相串门的交情，等到崔永元去了央广。时间早期在央视做专题片时，崔永元便是他的智囊。

　　时间当了《东方之子》制片人后，崔永元有次探班，他帮一位老挨时间骂的老同志找选题。老同志发现，崔永元在报纸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说，这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们是要找值得采访的人，并不是这人上了两个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线索，一行字就够了。

　　时间知道这事后，一定要拉崔永元入伙。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面回忆说“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对于进入电视圈，崔永元在书里面还有一段感悟：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暨南大学教授费勇说：“崔永元属于1980年代比较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那代人，他幸运的是做《实话实说》的时候，中国大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那个时候也不光是他，出来了一批人。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是有使命感的。《实话实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亲切，没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语言。中国的电视语言一直是很文艺腔、很空洞的，崔永元的语言才是真正的电视媒体的语言。”

　　后来，从时间到陈虻，那个时候的央视评论部把这种理想主义渲染到了极致。这样的环境里，崔永元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野蛮生长”。他习惯做一个观察者，理智而冷静，参与而不介入。聚拢力量，在某个地方宣泄出来。

　　这是为何崔永元会把那些想尽力做好却最终夭折的节目称之为“挫折”，当年他想做期节目叫《纳米不是大米》，针对一夜之间就冒出大量纳米实验室，很快开始民用。“我们就很担忧，但是我们其实也搞不清这个技术。我们就找来了正反两方，支持的和反对的一起讨论，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那我就觉得不舒服，找当时的主管领导，他们那边也有压力。”另外有的时候就是上面布置的任务，“你拿过来看这个没有争议，一边倒，不知道怎么做。这时候说必须做，而且连续做三期。那心里可能有抵触。”

　　国内最活跃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面有道关于“崔永元是什么样的人”的提问。下面有着这样两条回答：“当年我参加过一期，作为台下观众，我见识过他是怎么垫场，怎么圆话，怎么带着嘉宾往预想的道儿上走。我自己也做过不少面访，我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投入得不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激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这些仅仅是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响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为曾经的电视领域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也许是仅有的央视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他似乎无所不能谈，他在屏幕面前绵里藏针、针贬时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随时都和大众站在一条战线，并未犯过错。

　　第一次见到崔永元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在央视的旧楼，当他缓慢而坚定地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人群纷纷让出一条道，那种感觉几乎就像摩西分开红海的场景。那个时候崔永元已经开始做《小崔说事》，他的节目期期都盘踞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时候。崔永元的口语风格和央视大多数主持人的“文工团腔”形成鲜明的对比。央视逝世的著名制片人，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拥有“坐标系”的：我觉得崔永元永远不用着急，因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所以决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体制中到底能走多远，是一件极其具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并未刻意去寻找那条底线。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摆弄花草、逗弄宠物，世界如此融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日子不该是这样过的。

　　早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轰过“电视庸俗化”，接下来的数年间，他曾经炮轰过超女，炮轰央视某些主持人，曾经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发出一条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此微博发出后，网友的评论很快达到数万条。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崔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时候也会言多必失。说得不一定对，但他还是会执着地按着自己的既定经验，就像在节目里面，即使说错一两个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补回来。”

　　这个体制内明显的“少数派”曾经是个大众追随者。崔永元的父亲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过的，小的时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沟沟，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使得崔永元从小到大完全没有任何的“阶级”观念，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这种天然的亲和力，也许就是维持他几十年电视魅力的原因之一，崔永元回忆说，当时大院里在一起玩的有70多个孩子，分成两个山头，一拨30多人。所以这里面非常复杂，你怎么当这30多人的头？而崔就是其中一个头。

　　“头就是有一些追随者，天天跟着你玩。那个时候就天天绞尽脑汁说怎么把他们那边挖过来一个。比如一边36个，怎么变成38个。如果我们这边能变成50个，那那边就歇菜了。也没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弹球什么的，主要是贿赂。那边也有贿赂。基本上那边有人叛变，我们这边也会有叛变。这个时候真的是表现个性的时候。你既要维护好自己的组织，又得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更换。其实后来我和南京大学的教授桑新民聊，他觉得这个儿童游戏非常好，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学会什么叫组织，什么叫适应，什么叫规则。这里面最牛的人就可以制定规则，说了算，我说玩什么就玩什么，我说怎么玩就怎么玩，那你就混到极致了。你比这个人稍微低一点，你可以提出修改规则，你有建议。最底下的人只能适应规则。最残酷的是开除，不跟你玩了。所以孩子有这个过程他会适应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独生子女就没这个了。”

　　崔永元的父辈属于完全没有个性的时代追随者，崔永元从小到大也是个听话的孩子，他从来都是三好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基本上都会觉得别人说的挺对的。直到上大学以后，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81年，崔永元进入传媒大学新闻系学习，他从小到大都喜欢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讲南昌起义。他觉得挺吃惊。“这时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开始跟着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

　　崔永元读书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制，物质贫乏但欣欣向荣，各种海外知识、书籍联系开始海量出现，这十年，大学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大学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和许多今天那拔充满理想义者的文化人一样，崔永元的“理想主义”也正是在彼时慢慢形成的。

　　让崔永元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老师讲《楚辞》，崔永元当时没什么兴趣，就一边听一边干自己的事，突然旁边有个同学就和老师争起来了。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楚辞》最好的书，学生不同意，觉得老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我就在旁边看热闹。这种在中学课堂里就不可能出现的。这是我们直接目睹的冲撞和辩论。其实，这样的冲撞和辩论更多存在于书本里，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著作里。”

　　很多年以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出来转而去做“口述历史”，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柴静在新书《看见》当中有一段描述这样说道：“他（崔永元）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做《口述历史》前，也是网传崔永元有郁抑症的时候，还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静的对话，“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性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助理刘磊磊推开房门，吱呀的声音才使人惊觉时间的流逝，坐在茶几前的崔永元很容易把人带进他的气场，无论是聊转基因、聊童年、聊女儿、聊抑郁症还是聊历史，你就好像站在一个山谷，面对迎面而来的一阵微风，根本不会察觉到它的来和去。

　　传媒大学的同学，《舌尖上的中国》总策划陈晓卿说崔永元是个“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发师从1996年开始给他理发，两个人之间非常熟。崔永元一有好烟就会送给他。“有的人会说，你送他干吗呀？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我不送他我送谁呢？ 我送台长啊？他也不抽烟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对我来说，理发师小刘是我哥们。部队大院里就没这东西。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之中，他显得亲和随意，一边聊着的同时，一边还拿出了烟斗，拨弄起了自制的烟丝。只有在问及转基因和提及方舟子时他明显语调提高，语速加快。

　　2013年，崔永元遇上了转基因，他的声誉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崔永元和方舟子是在微博上展开转基因论战的。2013年年底的一天深夜，崔永元发布了一条讽刺性的微博，内容上升到“问候对方母亲”。该微博引来大量网民围观，有评论称“小崔有点掉进自己的坑了，理性说事很难吗？”随后，崔永元回复表示“不难，我和所有人都理性探讨，‘肘子’除外，抱歉！”

　　有人觉得，崔永元已经过于沉沦于这场论战，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一位新闻传播方面的资深人士说“我尊重小崔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关怀，但科学是科学，他根本不懂。”陈晓卿则说崔永元这次的表现有些奇怪。另外一位知识份子则解析说：“方舟子能把所有的好人变成坏蛋。方舟子是一个正确的坏人，小崔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

　　在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看来，转基因是一项相对安全的技术，被主流科学界和权威机构肯定，代表的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科学界严谨的评价方法，因此崔永元的所有言论是出于“知识储备不够的自取其辱”；而对于另外一些新闻工作者，则认为崔永元赴美调查的纪录片也有不符合新闻学规律的不够严谨的地方。因此无论这一场对抗结果如何，崔永元已经损失了他曾经无可挑剔的美誉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一个人的评价进行到这里，是那种几乎相当于地裂的时刻，如果慢慢侵蚀，一条浅薄的断层线也有可能会演变成一条巨大的鸿沟。现在的他成了相当一部分评论当中的“科盲”，反对者们说他“骑虎难下”、“聪明人办的糊涂事”，即使是支持者们，也会觉得“他像是堂吉诃德应对大风车”，成为公众名人几十年，这是崔永元“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多攻击”的时候。

　　在崔永元的自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理智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2011年3月6日，崔永元以美国洛杉矶手机费9.9美元包年为例，在两会的小组讨论会上炮轰国内手机资费“贵得离谱”。随后，众网友留言称他引用的数据不准，国外话费也没这么便宜。崔永元核实后承认引用数据有误，并在微博致歉。

　　那是他难得的一次妥协。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令崔永元成名的央视还是做口述历史，他都是独树一帜地孤独。费勇说：“即使是他的方法不对，也算是一个好人做了一件错事。如果不去纠缠具体的细节，他的出发点和姿态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去做这些事情。”

　　但崔永元不承认自己孤独，他只是不愿意随大流，即使提出质疑会使自己处在少数派的地位“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乐趣。因为所谓的多数派，随大流，跟着很多人混，你肯定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思想独自漂流的空间，随大流的时候会很痛苦。”

　　最近有天晚上的凌晨一点，崔永元在回家的时候碰巧看到两个人在小区里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原来两车在停车场撞了一下，受损方想让赔钱，肇事方想走保险。一方要走，另一方就不让。然后就要动手。崔永元去把两人拦住，来帮着断案。赔多少钱？一边说赔500块钱，另一方说100。然后崔永元就掏出钱包，让一边给100，自己加了400给另一边，“这事就解决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没看到，看到了就得管。”

　　这就是常见的多管闲事的崔永元。就在做转基因的调查之前，他曾经和助手开着车在北京转了15个晚上，察看北京晚上车的情况。发现大货车毫无遮拦，掉下来的尘土砂石比PM2.5更直接。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政府针对私家车是不对的。如果和车有关系，这比小车厉害多了。他们为什么不管呢？那时他还为这个事较过劲，每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好些拍的这些照片。后来还为此和市容委、市政府办公室拉锯了多个回合。

　　“不小心走到电视行业”的崔永元其实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梦想，是想要拍几部电影，可是从口述历史到转基因的这个事情，几乎分散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抑郁和焦虑恐怕只有北京沉沉的黑夜才能承担，助理刘磊磊说崔永元是个“晚上基本不怎么睡觉的人”。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公共道德洁癖”，但崔永元坚持认为只是“举手之劳”。

　　“我是觉得差不多了，现在家喻户晓，基本都知道这个事，然后大家都有这个判断力了。甚至我觉得有兴趣的媒体自己也可以追下去了。”只是，这样决定“放下”的时刻似乎凤毛麟角，之后很快崔永元又坚定地回答说，“我只要觉得我是在维护公众利益，我只要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采访调查是正确的，我永远会坚持。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说这话时，他的表情好像他是个命定的使者。

　　这次采访结束没多久的几个小时后，凌晨两点，崔永元发布了一条微博，就转基因问题再次质问农业部。下面获得了三万多个赞，接近两万的评论和五千多的转发。是他自2014年2月20日开通微博以来，获得关注度最高的一条。